中，情欲与伦理的边界常常被挑战。富婆按摩勾引男技师的现象，反映了金钱与权力的不对等关系可能引发的道德争议。这种行为不仅涉及个人隐私，还触及社会伦理底线。而提及女人与狗的极端行为，更是对人性尊严的亵渎，挑战了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些现象虽属极端，却提醒我们反思欲望与理性的平衡。社会应倡导尊重与平等，避免伦理崩塌。任何跨越界限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危机，值得深思。

图为南侨机工陈昭藻在滇缅公路服务时使用的手表。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上，一块手表静静躺在一隅，泛黄的表盘上布满了细密的划痕，仿佛是历史的刻度，记录了一段赤子报国的抗战岁月。

　　手表的主人名叫陈昭藻，是位新加坡华侨。他曾戴着这块手表回到祖国，辗转于滇缅公路上的车站与修理厂，夜以继日地抢修受损车辆。

　　滇缅公路被誉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1939年至1942年，这条路上车轮滚滚，3200余名南洋华侨青年，冒着炮火，穿梭在崇山峻岭间，抢运军需物资，驰援抗战前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全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陈昭藻便是其中一员。

　　陈昭藻1900年生于海南，16岁时到新加坡谋生，20岁时已熟练掌握机械维修和车辆驾驶技能，并在当地成家。

　　1939年2月，39岁的陈昭藻在《南洋商报》上看到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发出的一则《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当时，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已在日寇侵袭下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公路也被切断，只有僻处西南的滇缅公路仍然畅通，急需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

　　通告一发出，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都不约而同地踏上归国轮船的甲板，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由于参加服务团的年龄条件为20岁至40岁，陈昭藻为避免落选，在报名时把年龄改成34岁，还将当时不满十岁的女儿送回海南，交给孩子的祖父照顾，一别便是永别。

　　与陈昭藻一同回国的，还有20多名海南同乡。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曾记录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位修机工，便是与陈昭藻同行的王文松，听闻祖国燃起战火，放弃了高薪工作，毅然回国。

　　1939年先后有9批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在云南，他们接受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开车的人担任卡车司机，将中国的桐油和矿产运到海外，为前线将士换来武器弹药。像陈昭藻这样的修车工，便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滇缅公路联通云南昆明与缅甸腊戍，全长1146.1公里，单程要走7天左右，沿途经过多处急流与天险，道路常年泥泞湿滑，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深渊，同时还会遭遇敌机轰炸，处处是生死考验。

　　根据长期致力于相关研究的海南琼海籍新加坡归侨学者陈毅明统计，当年从世界各地回国为抗战服务的华侨华人总数达5万以上，其中南侨机工青年约有3200人，参与战后登记的南侨机工人数为1748人，估计牺牲和失散人数为1452人。

　　一副副血肉之躯，在战火中筑起了一条“不沉的补给线”。1939年至1942年，在南侨机工的支援下，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民用物资不计其数。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驼峰航线”，继续将军需物资运至中国战场；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军队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他们当中，有女扮男装加入车队的李月美、有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有数次死里逃生的罗开瑚、有归国时年仅13岁的蒋印生……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如今，在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建起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与纪念馆。馆内，2000余件南侨机工文物史料实物和1200余张历史照片，述说着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另一座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赤子功勋”。碑文上写道：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任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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